所有受过初等教育以上的人对语文课本和语文课无疑都印象深刻。但要说清楚“语文”一词究为何意，恐怕就难有一致的答案，至于“语文”从何而来，恐怕除语文教育方家，他人未必知晓。
我们可能想当然地会以为“语文”一词历史上早就存在了，其实不然。我国传统上确实有“语文学”，但那是文字学、音韵学、训诂学等偏重于从文献角度研究语言文字的学科。“语文”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，迟迟没有单独出现。大家熟知的权威性工具书——《辞源》《辞海》，先后编纂于1908年和 1915年，都未收“语文”这一词条，直到1999年《辞海》修订时，“语文”仍然无缘进入。
      那么，“语文”一词究竟源于何时，取自何义呢？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 与其他学科相比，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的历史最长。从公元前6世纪春秋末期（孔子是中国教学的第一人，教授的诗、书、礼等，与语文教学有密切关系，所谓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”）开始，直至19世纪末开办新学堂止，前后不下两千五百多年。在这悠久的历史中，没有“语文”这个概念，也没有专门的语文教材。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基本上成了孩童的启蒙读物，然后就开始教学以“四书五经”为主的经学读本，进行一定程度的读写训练。张志公先生在其《传统语文教育初探·引言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：“开头是启蒙阶段，以识字教育为中心；其次是读写的基础训练；第三是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。”
      清朝末年西学东渐，废除科举，兴办新学堂，以读经讲经为要义的传统语文教学开始有了波澜。
      先是民间学者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，在第一次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，藉由逐渐传入中国的语法理论和课程理论，开始借鉴外国的经验，尝试编写新的蒙学语文教材。1897年，南洋公学外院师范生陈懋治、杜嗣程、沈叔逵等编著的《蒙学课本》堪称开山之作。
      紧接着，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，但受到学习西方、提倡科学文化的冲击，面对八国联军侵华的巨大创痛，清政府逐渐认识到“兴学育才，实为当今急务”，开始废科举，兴新学，重新厘定教育宗旨，改革教育。1902年制定的《钦定学堂章程》（壬寅学制）和1904年颁布的《奏定学堂标准》（癸卯学制），就是这次改革的产物，从中也可以看到语文教育的新发展。前者规定：蒙学堂设有字课、习字、读经；小学堂中的寻常小学堂设有读经、作文、习字，高等小学堂在此基础上加设读古文词；中学堂设有读经、词章。后者规定：初等小学堂设有读经讲经、中国文字（识字、读文、作文）；高等小学堂设有读经讲经、中国文学（包括读文、作文、写字、习官话）；中学设有读经讲经、中国文学（读文、作文、写字、中国古今文章流别及文风盛衰等）。我们从这两个学制的规定中可以看出：《钦定学堂章程》将字课、习字、作文、读古文词等与读经剥离开来，单独设课，赋予了语文教学与传统不同的新的现代意义；特别是《奏定学堂标准》分为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字或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学两大课程，既是精细化的剥离，更为语文教育的学科化发展奠定了基础。